新旧法律冲突，到底适用哪个？从旧兼从轻是万能钥匙吗？ 还真不是。我刚入行那会儿，以为这是个铁律，结果在一个行政案子上差点翻车。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，但“实体从旧、程序从新”你听过吧？行政行为发生在新法前，但诉讼在新法后，程序部分就得用新法。所以，新法未必全然绝缘。而且，从旧兼从轻主要写在刑法第12条，有人就想当然搬到其他领域——对不起，民法只在特定情形下有类似精神，不是法定原则。记住：除非法律明确规定，不要假定从轻。
基本原则的坑，踩过才知道疼
特别法优于一般法，“特别”二字怎么判断？ 别以为法条带个“法”字就是特别法。关键看调整对象：是不是更具体？比如，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，在商标侵权上，商标法是特别法；但在混淆行为上，后者可能更直接。有一次我代理商标案，对方非要用反法，我拼命扛商标法，法官最终采纳了我的意见，因为特别法优先。唉，那场庭开了三次。所以，特别法优先的前提是同一位阶，且确实特别。有些法看似特别，实际上是一般法的细则，那就不一定了。
新的一般法与旧的特别法撞车，怎么办？ 立法法说，由制定机关裁决。可你等得起吗？有一回，合同纠纷涉及旧的担保法特别条款和新颁布的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——到底用哪个？我们急得跳脚。后来法院搞了个“体系解释”，直接按新法精神判了。我理解，这其实就是法官在造法，但逼到这个份上，没辙。所以，碰到这个死局，尽量引导法院做协调解释，同时把立法资料备齐。
上位法优于下位法，那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谁大？ 它们没有大小！一个是地方权力机关产物，一个是中央行政机关产物。冲突时，先看适用主体和地域。如果行为发生在该地方，且地方性法规有明确上位法依据，法院可能支持地方性法规；反之，规章的全国统一性可能更强。有个环保案子，我们引用了省级条例，对方拿部委规章对抗，法院最后以“不抵触上位法”为由适用了地方条例。但这不是绝对的。最稳妥的做法：两个都研究透，帮法官找出最合乎上位法精神的那个。
法不溯及既往有绝对例外吗？ 有啊，而且不少。刑法从旧兼从轻就是。行政法里，如果新法减轻处罚或扩大权利，有时也适用。更绝的是，程序法一般即刻适用，管你行为发生在什么时候。我办过一个拆迁案，新程序法对当事人有利，我们拼命争取，法院竟然援引“程序实体可分离”原则适用了新法。爽！所以，不要把不溯及既往当成不可撼动的铁壁。
同一部法律里，不同条文打架怎么整？ 比如民法典合同编分则和物权编的某些规定，表面冲突。这就需要体系解释，从整体立法目的出发。如果分则更具体，按特别规定优先。如果总则和分则冲突？又回到老问题。我的经验：寻找法条背后的价值取向，再结合案例。别死磕文字，否则法官都会笑你刻舟求剑。
总则和分则的规定不一致，遵循哪个？ 通常情况下，分则优先，因为它更具体。但总则如果宣示的是基本原则（如公平、诚信），分则的具体规则有时会被总则制约。一个股权转让案，我们抓住诚信原则，硬是扳回了部分表面符合分则的条款。法官认可了。所以，总则不只是摆设，是最后的安全阀。
实务里的纠葛，每个都能让你掉层皮
合同约定与法律强制性规定冲突，谁说了算？ 强制性规定分管理性和效力性。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，合同无效，约定白搭。但认定效力性规定，是门玄学。九民纪要给了些指引，可实践中还是经常打架。去年有个对赌协议，我们以为稳了，结果法院以“涉及金融市场安全”为由，认定效力性规定，合同部分无效。客户差点没崩溃。所以，写合同前，法律适用条款要反复斟酌；遇到强制规定，最好绕道或取得豁免。
司法解释能不能管生效前的案子？ 原则上，司法解释是对法律的解释，效力溯及至法律生效之时。但最高法有时会在新解释里设“过渡条款”，比如“本解释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、二审案件适用”。这等于有限溯及。有次我代理二审，新解释刚好出来，对我不利。我咬定“不溯及既往”，但法官直接读新解释条文给我听。那一刻，我懂什么叫绝望。所以，时刻关注最高法动向，别等开庭才发现新解释已经生效。
法律修订后，旧的司法解释还能用吗？ 很不确定。如果新法吸收了旧解释精神，旧解释自然失去意义。但如果不矛盾，又没有明确废止，有时还能用。比如，原担保法解释部分内容在民法典时代仍被法院参考。但你别指望它，因为对方随时可以挑战。我的建议：尽量找新法下的权威解释或案例，别依赖旧解释。
判例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？ 我国不是判例法，但指导性案例必须参照。其他案例，虽无强制力，可法官都不愿被上级法院推翻。所以，庭审时拿类案说事，往往能影响法官心证。我有次靠一连串最高法裁判观点，让一个本要败诉的案子起死回生。所以，把判例当武器吧，别信那种“没有法律效力”的废话。
程序法和实体法的适用时间点怎么区分？ 经典说法是：实体从旧，程序从新。但实践里，两者有时难分难解。诉讼时效，实体还是程序？民法典明确说是实体，所以时效适用旧法。但举证责任分配呢？有争议。我办过一个医疗纠纷，新旧举证责任规则不同，我们争了好久。后来法院在程序上适用新法，实体上适用旧法，割裂案件，最后判得四不像。我的教训：程序选择权得提前想清楚，在诉状里就锁定。
行政规范性文件能作为裁判依据吗？ 能作为说理依据，但不能单独作为裁判主文的直接引用。而且，法院有权审查。如果文件不合法，法院可以不参照。行政诉讼中，这往往是突破口。我一起诉过一个县政府，它的文件被法院认定与上位法相悖，直接废了。那成就感，哼。所以，别怕挑战红头文件，前提是你准备充分。
涉外案件，怎么确定准据法？ 《法律适用法》是基本地图。比如，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。但继承里，继承方式可能适用被继承人经常居所地。离婚财产分割更是复杂。我做过一个跨境离婚，夫妻财产分散三国，最后适用了主要财产所在地和婚姻缔结地的混合。折腾得我头发白了一片。涉外案，一开始就要找对连结点，否则后面全乱套。
犄角旮旯的难题，考验你的想象力
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，优先适用谁？ 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优先，但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。海事、航空、知识产权等条约经常用到。但注意，适用条约的前提是案件具有涉外因素，纯国内案不能乱拉国际条约。有次对方律师硬套一个海事条约，被我当庭指出无涉外因素，他脸红了。这是基本素养。
空白刑法里，补充规范变了，定罪量刑跟着变？ 比如，某个罪名要求“违反规定”，如果规定改了，怎么算？这涉及法律变更问题。刑法理论有争论，实务多倾向：如果补充规范的变更导致行为性质变化，按从旧兼从轻；如果只是技术调整，不影响违法性，可以适用新规。但这是雷区，没有明确司法解释前，最好保守处理，坚持旧规有利。
民事习惯能代替法律吗？ 能，但仅在法律没有规定，且不违背公序良俗时。比如，某些地区的交易习惯，可以补充合同漏洞。但习惯的举证很难。我代理过一个农村土地互换纠纷，我们费劲证明当地习惯，法院才认了。用习惯？三思，而且要有十二分证据。
授权立法与上位法冲突，怎么处理？ 超出授权范围或与上位法抵触的，无效。但如果在授权范围内，有时法院会尊重。可我发现，越来越多法院不轻易挑战授权立法，毕竟这是国务院层面的事。除非明显违法，否则别抱太大希望。我通常建议当事人，如无特别授权，还是直接引用上位法更安全。
紧急状态下，特别规定如何与平时法律衔接？ 紧急状态结束，特别规定就失效。但紧急状态中的措施如果造成损失，可能需要依法补偿。最近几年，这问题火得不行。行政法上，有应急性原则，但事后必须审查其合法性。我鼓动过一个客户提起国家赔偿，虽然输了，但法官在判决里写了段意味深长的话。所以，别以为紧急状态可以为所欲为，事后会算账的。
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打架，听谁的？ 这简直是法律方法上的终极问题。理论上，先文义，如果文义模糊或有多种可能，再用体系、历史、目的解释。但实践中，有些法官直接甩目的解释，导致裁决不可预测。我碰到过：合同一个条款字面清晰，但法官说依据诚信原则和合同目的，解释成相反。我差点吐血。从此，我写合同，加小尾巴条款：“本解释优先遵循文义，除非明显违背合同目的”。没别的办法了。
二十年律师，法律适用这事儿，越琢磨越觉得自己不懂。你说它是科学，它充满法官的裁量。你说它是艺术，它又满是条文。算了，还是那句老话：法无定法，适用在人。对吧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