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总则性问题：到底什么是法律适用？
问：法律适用是不是就是决定用哪国法？
是，但没那么简单。冲突规范像路牌，告诉你走哪条路，可路牌有时候指得不清不楚——尤其碰到互联网时代那些新玩意儿。比如，一个合同签了，但没选法，法官就得从头捋：先识别这是什么法律关系，然后找对应的冲突规范，找到连结点……一步错，后面全错。说实话，这行干久了，最怕的就是识别定性那一步——同一件事，你说是侵权，我说是违约，选法的路就分岔了。而法律适用，说到底，就是让选法规则落地生根的过程。
问：冲突规范的结构是啥？
范围、连结点、系属。其中连结点是灵魂。“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”，不动产是范围，所在地是连结点，系属就是那个准据法。可连结点本身就可能打架：国籍、住所、经常居所地……同一个人的属人法能有三种指向。所以选法不是机械操作，得结合具体案情去看连结点背后的政策和利益。
问：识别问题真的很棘手吗？
棘手，特别棘手。时效问题，在英国法是程序，用法院地法；在德国法是实体，用准据法。中国法院呢？习惯上拿法院地法识别，但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》第八条又没封死，允许必要时参考准据法。这就带来了不确定性——同一个案子，法官立场不同，结果可能大相径庭。遇到这种节点，律师得两边准备，别提多累了。
二、合同法律适用：当事人没选法，法院怎么找？
问：涉外合同，当事人没选法律，法官怎么办？
头疼，对吧？《法律适用法》第四十一条给了两个梯次：先找特征履行方经常居所地法，不行再上最密切联系原则。但什么叫特征履行？买卖合同是卖方，借贷合同是贷款人，租赁合同是出租方……看似清楚，可一碰到混合合同、无名合同，就靠法官嗅觉了。实务里我还见过一个特许经营合同，特征方到底是特许人还是被特许人？争得面红耳赤。
问：最密切联系原则到底咋用？
这是个筐，啥都往里装。法官会考虑合同缔结地、履行地、标的物所在地、当事人营业地、仲裁地、合同文字语言……然后综合打一个分。可这个“最密切”主观性太强！我代理过一个案子，合同在香港签、新加坡履行、当事人分属中澳，最后法院说：标的物在中国，所以适用中国法。另一方抗辩说：履行地和仲裁地都在境外啊！没用。法官解释说：标的物在中国，争议实质围绕中国交付的货物，所以与中国联系最密。好吧，你赢了。这种结果导向，有时让律师无所适从。
问：消费者合同和劳动合同有啥特殊？
有弱者保护！消费者合同，自然人为生活消费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，而且排除当事人选法——但经营者能证明未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除外。劳动合同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；工作地难确定的，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。劳务派遣还能适用派出地法。这些是强制性规定，没得商量。实务中，外企派驻高管到中国，离职时纠纷适用中国劳动法，外方经常傻眼——西方那套随意解雇可玩不转。
三、侵权与婚姻家庭：这些鸡毛蒜皮的选法
问：侵权法律适用的通用规则是什么？
基本原则：侵权行为地法。但双方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，用共同居所地法。侵权行为地包括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，不一致时……法院一般选对受害方有利的。还有特殊侵权：产品责任，被侵权人可选择侵权人主营业地法或损害发生地法；网络侵权，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可视为结果发生地，这导致大量涉网案件最终适用了中国法，哪怕服务器在国外。说实话，这个“经常居所地”扩张，保护了国民，但也让跨境企业头痛——合规成本飙升。
问：婚姻家庭的法律适用呢？
结婚条件：符合共同经常居所地法、共同国籍国法、婚姻缔结地法之一就有效，宽松得有点过分。但离婚就复杂了：协议离婚可选法，诉讼离婚用法院地法。这就催生了一个现象：想快速离的，找个允许单方诉请的法院地。抚养关系更微妙：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、国籍国法或主要财产所在地法中有利于被抚养人的法。法官在这上面自由裁量极大，往往就是比谁更“弱势”。继承呢？不动产用不动产所在地法，动产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。遗嘱方式，只要符合立遗嘱时或死亡时行为地法、国籍国法、经常居所地法等之一就有效，挺灵活。
四、制度与实务：反驳、公共秩序、查明等坑
问：反驳在中国到底认不认？
原则上不认，但有个例外。《法律适用法》第九条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外国法，若该外国法的冲突规范又指向中国法，可以适用中国法。这叫什么？这叫“逃不掉”。立法者精明得很，给你开个小口，防止选法循环，又确保中国法有机会回转。不过，实务中用得少，因为法官更喜欢直接在识别、查明阶段就解决掉，干脆利落。
问：公共秩序保留是个什么武器？
大杀器，但用得谨慎。只有适用外国法会损害中国社会公共利益、违背基本法律原则时才祭出。比如涉及赌博、一夫多妻、种族歧视的法律，法官可以直接说“不”。我见过一个案子，境外约定代孕合同，一方要求履行，法院直接以公共秩序驳回——代孕在中国违法，不能适用允许代孕的外国法。这种时候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
问：外国法查明，谁有责任？查不明怎么办？
当事人提供为主，法院也可能依职权查明。可现实呢？查明的成本高、周期长。当事人往往甩一句“无法查明”，法院一纸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”就结了。有统计称，涉外案件最终适用外国法的比例不到10%，相当一部分就是倒在查明环节。真是惨痛的现实。
问：法律规避到底怎么防？
当事人故意制造连结点逃避本应适用的强制性法律，无效。比如假离婚规避限购政策、突然变更国籍逃避婚姻法……但法院认定规避时很慎重，需要证明主观恶意和客观行为。所以，这制度是个双刃剑，用不好反而伤及交易安全。不过，涉及外汇管制、食品安全等“直接适用的法”时，连规避的机会都没有——这些法自带域外效力，直接碾压一切选法游戏。
问：仲裁的法律适用又有哪些说道？
仲裁协议适用当事人选的法，没选时用仲裁地法或最密切联系法。实体争议？当事人选法优先，没选时仲裁庭自行决定。仲裁庭常用“最密切联系”、“国际惯例”、“公允善良原则”……灵活性大到没边。所以，仲裁案子选法，更像是艺术而非科学。
问：中国法院在涉外案件中适用外国法的实践是不是很少？
非常少！除了前面说的查明难、公共秩序，还有一个原因：法官对外国法不熟，不敢贸然适用。有学者统计，2011—2020年间，公开判决中真正适用外国法的寥寥无几。大部分案件通过识别、反驳、公共秩序、查明不能等，光明正大地回到了中国法的怀抱。这对国际公信力其实是个隐忧。我有时候想，这究竟是趋利避害，还是司法保守？——可能兼而有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