朋友气急败坏打来电话：合同纠纷，对方扯皮，关键是我们没写适用什么法！法院会怎么判？——这几乎是我被问到频率最高的问题之一。好吧，聊聊法律适用这个老大难。说实话，法律适用学深了，就像走进一个大迷宫，你以为规则明明白白，其实处处是坑。
实体法里的弯弯绕
合同没选法，真就没办法？当然有。先看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》第41条——特征性履行，再加最密切联系。听着挺玄，对吧？简单说，就是看哪方履行最能代表合同，比如卖方在买卖，服务方在服务。那方的经常居所地法，就是准据法。但是！什么叫经常居所地？法律条文说“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”，但生病去国外就医一年，算不算？出差常驻算不算？细节能烦死你。我遇到过一审用卖方经常居所地，二审硬是改成了买方——就因为合议庭对“生活中心”的理解不同。
特征性履行说不清，最密切联系兜底。法院要考虑一堆因素：合同缔结地、履行地、标的物所在地……啧啧，因素之多，自由裁量空间大得让人不放心。不靠谱的当事人，这就成了法官的遮羞布。有些案子，明明特征性履行明显，法官非说综合因素指向别地，你还没辙。
但有些合同，法律直接指定了。比如消费者合同，必须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——除非经营者能证明没在该地从事相关活动。这偏向消费者，对吧？但实践中经营者证明起来，难如登天，因为广告都算活动。另外，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，想选别地？强行性规范直接拍死。建筑工人跟着项目走，工作地一年一换，怎么定？混乱。
说到强行性规范，中国有一堆涉及外汇管制、外贸经营者资格、金融安全的规定。合同一旦踩线，管你选哪国法，直接无效。这叫直接适用的法。学理上吵得很凶，但法官就这么用。有时候一个案子，就因忘查这一步，二审发回重审，代理律师背锅——我见过。哎，血泪教训。
物权关系，老规矩：物之所在地法。可动产在途怎么办？目的地法。船舶飞机？登记地法、旗国法。设质则靠质权设立地法。这些听着简单，一遇到特殊动产，尤其飞机，经常飞不同国家，法律查明工作量巨大。还有信托，更是特别法一堆，头大。
程序法？别以为简单
诉讼时效，实体还是程序？咱们算实体！依据《法律适用法》第7条，适用相关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。但普通法系国家当程序处理，按法院地法。万一案子在英美打，短期时效就坑死人。你辛辛苦苦准备材料，人家一句话：过了时效。找谁说理去？不过咱们国内法院坚定立场，跟国际潮流走。但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时，又可能冲突。烦。
举证责任，又是个麻烦。证据规则一般适用法院地法，但有的举证跟实体法紧密联系。比如合同成立要件事实，到底由谁证？法律推定不同。可能适用合同准据法。所以别以为程序问题铁板钉钉，说不定就扯回实体法。还有起诉是否中断时效？我们也认为是实体问题，适用准据法，可国外有的发个律师函就中断，时效重新算，你不用跑法院。
涉外？那才叫真头疼
外国法查明，法院和当事人互相推？法律说法院应依职权查明，但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》第10条又允许当事人提供。现实中，基层法院案多人少，哪有精力满世界查外国法。于是电话打给律师：“你们去查，查不到就适用中国法。”但通过中外法律专家、使领馆、法律服务机构，途径不少，就是费时费力费钱。最坑的是，好不容易提供外国法，法院说“不能证明该法是现行有效”——白干。外国法查明不能，真是一道坎。
公共秩序保留，最后的盾牌。某国允许一夫多妻，咱不承认，违背社会公共利益。但什么叫公共利益？弹性太大。法院动不动就拿这个挡，国际私法统一难。有次一个普通合同纠纷，仅仅因为外国法对违约金的规定过高，法官就说违背公共利益，直接适用中国法——这真的合适吗？学界骂声一片。
法律规避，当事人故意制造连结点。典型如避税，去岛国设公司。司法解释规定，规避我国强制性规定的，不发生适用效力。可怎么证明故意？有时当事人一套说辞，法官就信了。也有反例，明摆着规避，但连结点合法，法院照样适用外国法——因为咱们不是所有规避都惩罚，限定于强制性规定。
离婚财产分割，适用法院地法。那中国法院审的涉外离婚，财产在境外，分割依中国法？对，但只能处理境内部分，境外得另诉。折腾人。《法律适用法》第27条就这么定的。还有夫妻财产关系，协议选法，没选的话就复杂了：共同经常居所地、共同国籍国，依次用。可现实中，跨国夫妻可能根本没共同经常居所地，最终适用婚姻缔结地法，也是醉了。
继承，遗嘱方式多选连接点。经常居所地、国籍国、行为地……以使遗嘱成立为导向。很人性化，避免遗嘱因形式无效。但清单太长，查明也费劲。法定继承则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，但不产不动产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。这不动产的切割，涉外继承律师看到就头疼。
仲裁的法律适用？自由多了。仲裁庭可依规则或惯例，甚至友好仲裁，不看某一国法。比诉讼灵活一百倍。所以大合同纠纷都选仲裁，不无道理。但仲裁裁决的承认执行，又会碰到公共秩序的问题，循环啊。
法律适用这玩意儿，真是学无止境。一案子一个样。以上絮叨，都是血泪经验。回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