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时间效力那些事儿
说实话，这个问题我被问了不下百次。很多人以为新法一出，旧法就废了。其实哪有那么简单！法律适用里的时间效力，简直是个坑。
先记住《立法法》第九十三条：法律不溯及既往，但为了更好地保护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。看到了吗？“但书”才是关键。这就是从旧兼从轻的根儿。
比如，一个行为发生在旧法时期，审判时新法已生效。用哪个？原则上用行为时的旧法。但如果新法判得更轻，或者干脆不认为是犯罪了，那必须用新法。这叫有利于被告人原则。刑法第十二条写得明白。可是，行政违法呢？有些领域也借鉴了这一套，但不全是。民事更乱——合同纠纷可能要看约定，或者看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条款。头疼吧！
还有一个频发问题：新旧法律交替时的“跨法犯”怎么整？如果犯罪行为连续或持续到新法生效后，统一适用新法。哪怕部分行为在旧法时期，也得按新法来。不过，量刑上可能会稍微从轻。这逻辑……有时候真让人想掀桌子。
二、层级冲突：上位法优先，但哪个是上位法？
法律位阶，听起来高大上，其实就是排序。《立法法》说了，宪法最高，法律次之，法规、规章再往后。但真到具体案件，冲突一出来，你就得挠头。
举个例子：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打架，听谁的？《立法法》第九十五条给出了路径：先由国务院裁决，如果国务院认为该用地方性法规，就用地方性法规；如果认为该用部门规章，还得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裁决。流程长到让人崩溃。所以，律师经常提前预判，能不碰钉子就不碰。
还有新的一般法与旧的特别法不一致的情况，更绝。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之间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；行政法规之间，由国务院裁决。这种状况，实务中只能等裁决，案子停着。急死人。
三、特别法与一般法：亲兄弟明算账
“特别法优于一般法”是铁律。但前提是同一机关制定的。如果不是同一机关，对不起，回到位阶那套。
问题是，什么叫特别法？有时一看就知，比如《海商法》针对海事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专门护着买方。但有时候，界限模糊得要命。电信诈骗，用《刑法》诈骗罪还是专门司法解释？后者其实不是法律，但实际适用上优先。这种隐性特别法，经常把人绕进去。
而且，特别法没规定的，得回头用一般法补充。法律适用就像缝衣服，补丁摞补丁。
四、司法解释的适用迷局
司法解释这东西，效力强大，但时间效力更是个谜。司法解释自发布或规定之日起施行，但它是对法律的解释，按理说效力应回溯到法律生效之日。可是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通常规定：司法解释施行前发生的行为，已经处理的不再变动；未处理的，可以参照适用。看懂没？又是“从旧兼从轻”的影子，但实际操作中，法院自由裁量权很大。
新旧司法解释交替时，参照法律适用的时间原则，但经常出现“司法解释打架”的现象。比如，一个借贷利率的上限，旧解释24%，新解释LPR4倍，中间过渡期案件怎么判？有些法院用新解释，有些死守旧解释。乱！
五、涉外与国际法律适用：另一番天地
涉外民事关系，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》兜底。有意思的是，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法律，但强制规定除外。比如在中国履行的中外合资合同，必须适用中国法，你没得选。这是国家主权的体现。
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冲突时，我国一般按条约优先，但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。而且，很多国际条约要通过国内立法转化，不直接适用。WTO规则就是典型，不能直接援引，得看中国的入世承诺和国内法如何对接。
还有，香港、澳门法律的适用，那是“一国两制”下的特殊规则，得用区际法律冲突的套路。看似简单，实则细致活儿。
六、其他那些刁钻问题
法律适用中，漏洞怎么填？法官不能拒绝裁判，只能靠解释。目的解释、体系解释，甚至偶尔参照习惯。但民事可以引用习惯，刑事绝对不行，罪刑法定嘛。还有，判例的作用？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，但最高法的指导性案例，其实力大无穷，类似法源了。学者们吵翻天。
就说宪法适用，理论上宪法最高，但法院判决能不能直接引用宪法？齐玉苓案后基本否定了，不能作为裁判依据，只能作为说理。这种模糊地带，律师还得碰运气。
好了，先扯这么多。法律适用是个无底洞，每个问题都能写本书。你遇到过哪些奇葩情况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