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事真能落到实处？
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刑诉法那一条条写得明明白白，什么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必须排除——但到实际操作里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办过一个案子，当事人被连续审讯了三十多个小时，不让睡觉，最后签了笔录。开庭时我提出排非，法官慢悠悠说：‘被告人有辩解吗？’废话，他当然说有，可有什么用呢？同步录音录像……嘿，偏偏那段‘坏了’。
所以第一个问题：非法证据排除申请，法院启动调查的难度有多大？ 大到你怀疑人生。法条上说只要提供线索、材料，法庭就应当调查，可“线索”得具体到什么程度？时间、地点、人员——你让一个被羁押的人怎么记得那么清楚？何况很多刑讯都是变相的，冻你、饿你、不让上厕所，没伤痕，怎么举证？确实，司法解释里列了疲劳审讯的标准——连续审讯超过12小时，可笔录上时间都是他们自己写的，你信？
另一个问题：重复性供述该不该排除？ 按说既然前面的非法取证行为影响了后续供述，就得一并排除。但《严格排非规定》又开了个口子：更换侦查人员后自愿供述的可以用。怎么证明“自愿”？还是得看笔录。
认罪认罚从宽——到底谁说了算？
这两年认罪认罚适用率蹭蹭涨，检察院高兴，法院也省事。可这里头有多少是真正的自愿？我代理过一个小年轻，涉嫌帮信罪，检察官说：认罪认罚，建议判一年，不认？那就一年半。他怕啊，签了。结果后来发现银行卡流水根本没那么高，可认罪具结书白纸黑字……值班律师？ 多数时候就是个见证人，看都不看卷。
那么问题来了：认罪认罚案件中，律师能做无罪辩护吗？ 理论上可以，但现实中呢？你敢做无罪辩护，检方立马撤回量刑建议，然后建议从重。被告人一听说可能加刑，反过来骂律师。所以很多律师就选择不说话，配合走完流程完事儿——这算有效辩护吗？
被害人谅解在认罪认罚里到底有多大用？ 很大，尤其是轻伤害案件。只要谅解了，不批捕、不起诉的概率极高。可谅解书往往变成了花钱买刑，有钱人赔得起，没钱的就实刑。这公平吗？
辩护律师阅卷：打一场信息不对等的仗
阅卷权，刑诉法第38条写得多好，可律师去阅卷，常常被告知：案卷还没整理好，过几天再来。过了几天，电话打了无数，终于通知去了，一看，一堆无关紧要的材料，关键证据要么说涉密，要么说另案处理。电子卷宗推行好几年了，有些地方光盘都不肯给，让你在检察院电脑上一个一个拍照。几百本卷，拍到手抖。
有同行去阅卷，发现同步录音录像根本没有，申请调取，书面答复：无法提供。理由五花八门——设备陈旧，没有保存。可这种状况，为什么总是发生在关键供述上？证据保管链断裂了，谁来承担责任？ 法律没规定，结果就是不了了之。
再问一个痛点：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为何形同虚设？ 你想自己去取证，证人敢见你吗？万一被侦查机关叫去谈话，可能自身难保。刑诉法说律师可以申请检察院、法院调取证据，可他们往往认为“没必要”。
说到律师会见，危害国家安全、恐怖活动犯罪案件，侦查阶段会见要经许可，这也就罢了，可实践中普通案件也常常被设障。看守所找个理由说监控坏了、提讯室不够，让律师排队等一天。更离谱的是，有办案机关直接在羁押场所装摄像头，说是保障安全，谁知道是不是在监听？
侦查羁押期限：橡皮筋一样的存在
刑诉法对侦查羁押期限有严格规定，可延长、重新计算的规定更多。一起简单的盗窃案，从拘留到审判能拖上大半年；案情复杂的经济犯罪，两三年不起诉都正常。“案情重大复杂”六个字，就成了万能钥匙。
那么：超期羁押和变相超期羁押怎么区分？ 法律上说超期就违法，但通过补充侦查、改变管辖重新计算期限，就“合法”了。被告人换了三个看守所，羁押时长加起来超过上限，可单看每个阶段都没超期。这合理吗？
还有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——真的不是变相羁押？ 刑诉法第73条，本意是减少羁押，可有些地方把嫌疑人放在宾馆里，多人看守，不能出房门，还不如看守所条件好。这种“监视居住”比拘留还折磨人，却没折抵刑期一说。
这些问题，说到底是权力制约不够。我们总说以审判为中心，可实践中还是侦查中心主义——笔录拿来就作为定案根据。律师想申请证人出庭、侦查人员出庭，难上加难。法官也怕啊，怕得罪公安、检察院，更怕案件发回重审影响考核。
最后一个问题：二审开庭率为什么这么低？ 法律规定，被告人上诉，事实、证据有异议的应当开庭，可百分之八十多的二审案件都是书面审理。不开庭，不质证，一纸裁定就维持原判。正义不仅要实现，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——这话谁都会说，对吧？
说来说去，刑诉法三十年，进步是有的，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，还需要多少个案去填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