认罪认罚：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呢？
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这几年，争议就没断过。说实话，初衷是好的——节约司法资源，给被告人争取从宽处理。但实际操作中，问题一箩筐。第一个问题：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是不是太“硬”了？法院几乎照单全收，量刑协商成了走过场。辩护律师经常抱怨：刚提点不同意见，公诉人脸色就不好看。唉……
第二个问题：被告人反悔了怎么办？这是实务中最让人头疼的。一审认罪认罚，拿到从宽判决，转头就上诉。理由是量刑还是重了，或者干脆说“当时没弄明白”。法院怎么处理？抗诉！检察院经常立即抗诉，要求取消从宽待遇。这合理吗？刑诉法没明确规定，但实践中抗诉率奇高，导致很多被告人不敢上诉，上诉权被变相架空。你说扯不扯？
还有个问题：被害人谅解在认罪认罚里到底占多大分量？有些案子，被告人愿意赔，但被害人狮子大开口，达不成谅解，从宽幅度就大打折扣。这公平吗？刑事和解和认罪认罚搅在一起，有时候挺拧巴的。
非法证据排除：听着很美，落实难
非法证据排除规则，刑诉法白纸黑字写了多少年了。但一到法庭上，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，十有八九被驳回。为啥？因为法官不愿意。一旦排除了关键证据，案子办不下去，压力山大。再说了，怎么界定“刑讯逼供”？被告人说被打，侦查机关出具一份“情况说明”说没有，法院就信了。真是——无奈啊。
还有个细节：疲劳审讯算不算非法方法？司法解释一直模糊。有的案子连续审讯二十多小时，不让睡觉，得到的供述算不算非法证据？实践中各地法院态度不一，有的排，有的不排。同案不同判，让人够受的。
毒树之果到底吃不吃？这是理论界吵翻天的。通过刑讯逼供得到的线索，再找到的实物证据，要不要排除？咱们刑诉法只说“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”，对“毒树之果”没表态。实际案子中，法官往往睁只眼闭只眼。可这，埋下了多少冤案隐患啊。
律师辩护全覆盖：热闹背后
值班律师制度铺开了，法律援助似乎全覆盖了。但值班律师真能发挥辩护作用吗？说白了，很多时候就是“见证人”——签字确认被告人认罪认罚是自愿的，至于证据有没有问题、定性准不准确，很少深究。为啥？没钱呗。一个案子补贴几百块，律师能投入多少精力？再说，值班律师不阅卷、不出庭，怎么辩护？这制度，叫人又爱又恨。
另一个问题：辩护律师的核实证据权。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向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。但“有关证据”指哪些？侦查阶段的证据能不能核实？特别是同案人供述，一直是个雷区。不少律师因为给被告人看了同案人供述，被追究泄露国家秘密。吓人不吓人？边界不清，律师执业风险巨大，辩护效果大打折扣。
还有个不得不说的事：认罪认罚案件中，辩护律师能做无罪辩护吗？这是一个很纠结的伦理问题。被告人为了从宽认了，但律师认为不构成犯罪，怎么办？坚持做无罪辩护，可能影响到被告人的从宽处理；顺着认罪，又违背职业伦理。现实中，一些律师独立行使辩护权，结果检察院马上撤回从宽量刑建议。这种摩擦，根源在于认罪认罚协商机制的不对等。
监视居住：换了个马甲的折磨？
指定居所监视居住，刑诉法本意是替代逮捕。但这些年，它快成“准羁押”了！在办案单位指定的宾馆，24小时看守，跟坐牢有什么区别？甚至更差——看守所还有放风时间，这里连太阳都见不着。更有甚者，利用监视居住逼取口供，因为不在正规羁押场所，监督缺失。律师会见？难上加难。动不动就说案情特殊，不准会见。这合法吗？刑诉法没这么规定啊。
还有个事儿：监视居住的期限。折抵刑期怎么算？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一日折抵有期徒刑一日，看似公平，但和逮捕后的羁押折抵相同，可实际痛苦程度更重。有人宁可去看守所等判。这制度，是不是该反思了？
二审开庭：做梦呢？
刑诉法规定，被告人上诉的二审案件，原则上应当开庭审理。但现实是，二审开庭率低得可怜！很多法院以“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”为由书面审理，不开庭。可事实真的清楚吗？不开庭，律师的辩护词写给谁看？被告人的委屈哪里说？书面审，往往就是维持原判。上诉流于形式，冤案纠正的通道变窄。这，实在让人泄气。
还有一个细节：二审新证据的提交。律师发现了新证据，申请开庭质证，法院经常说“没必要”。不开庭，新证据怎么查实？靠法官自由心证？太悬乎了。
涉案财物处置：一锅粥
查封、扣押、冻结，涉案财物处置环节乱象丛生。多少案子，侦查机关把与案件无关的财产也冻了，或者超范围查封。解冻？遥遥无期。等到判决下来，要么漏判，要么判了也不执行。当事人申诉无门。刑诉法虽然规定了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诉，但程序空转是常态。
还有个奇葩现象：刑事追缴与民事执行的冲突。一个人被判刑，同时欠债，查封的财产到底先还刑事被害人还是民事债权人？法律没理顺，实践中法官就拖。受害人盼星星盼月亮，等来的是一纸空文。心酸啊。